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一直秉持着优待俘虏的原则，对待起义投诚的国民党人，我军更是做到了一视同仁，这在当时甚至已经成为了国共两支部队都心知肚明的潜规则。

也正是基于解放军的这种态度，解放战争期间，有不少的国民党将领和部队纷纷起义投诚，为解放军补充了一定的兵力。

由于很多的国民党士兵都是被迫参军，对国民党本就怨恨在心，而在我军对其进行思想教育之后，这些士兵也就更加坚定地站在了解放军一方，在战场上立下了不少战功。

不过，有一支国民党部队，林彪不仅不愿接受其起义，更是直接下令：坚决歼灭之，中途不准他们起义。

这究竟是为何？这支部队与林彪又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

狭路再相遇，184师惨败

1947年5月，随着东北民主联军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中接连取得胜利，蒋介石先南满后北满的作战计划彻底落空。

随后，为打通南满和北满两大战场的联系，东北民族联军由战略防御转为了战略进攻，对国民党军队展开了强烈攻势。

尤其是在我军赢得了南山城战斗之后，国军的重要战略据点梅河口暴露，陷于孤立，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势必要抓住机会，继续扩大我军的战果，拿下梅河口。

鉴于梅河口是沈吉、四梅、梅通铁路的交通枢纽，这也就奠定了它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被称为是“北五大战略据点之一”。

因此，想要攻下这样一个战略重地，我军无疑要做好拉锯战的准备，与此同时，国民党东北“剿共”司令杜聿明也给梅河口的守军184师下达了命令：坚决死守、不准突围，要与阵地共存亡，并作长期防御准备。

其实，驻守在此地的184师已经足足做了一年多的战斗准备，在梅河口修建了大量坚固的防御工事。

这无疑会为我军的进攻增添不少难度，但为了之后战略版图的顺利形成，我军势必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5月24日，梅河口战斗正式打响，我军率先对敌人发起了进攻，在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战斗通道被成功打开，紧接着，突击队进入，开始与敌人周旋。

在经过半小时的激战之后，我军顺利占领了367、368两个高地，随后，我军便乘胜追击，向着敌军的最后抵抗阵地进军。

但因为我军缺乏相关的攻坚战经验，在此次进攻中，我军遇到了不少难题。

在两个高地与敌军的最后防御阵地之间，有着一段长达500米的空地，碍于我军炮兵准备不充分，于是，在通过这片空地的时候，战士们就丧失了炮火掩护。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前赴后继，但始终无法顺利突破敌人的防线，伤亡惨重。

等到了次日下午4时，我军的进攻仍然是收效甚微，与此同时，我军30团在进攻梅河口火车站时也遭到了敌人的火力狙击，举步维艰。

迫于无奈，我军只好暂时停止进攻，重新商讨策略，再三调整之后，我军决定全力攻占火车站，然后再从两侧投入战斗，进而拿下其余高地。

不得不说，改变战略部署之后，成效十分显著，26日9时，在各队伍的协同作战下，我军成功占领了火车站，并开始向街区进攻。

然而，就在刚刚行至火车站南面的中山桥时，却又遇到了敌人的两个碉堡，致使队伍的前进速度严重受阻。

为了成功粉碎敌人的火力拦截，我军采取了打穿房屋墙壁的方法，从后方悄悄接近了碉堡，在用轻机枪封锁碉堡射击孔的同时，随即便组织了两次爆破，这才成功炸掉碉堡。

在拔除该隐蔽火力点之后，我军接下来的进攻就顺畅了很多，最终歼灭了两个营的兵力，其余仅剩的五千多敌军，则被困在了核心阵地。

此时国军士兵已经乱做了一团，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而为了集中力量将这股敌人一举歼灭，我军转移了炮兵发射战地，以此方便进行有效的低近射击。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各团部更是对敌军的核心阵地进行了强力进攻，最终没多久就突入到了阵地，迫使部分敌人退守中心大楼垂死挣扎。

事已至此，敌军已经没有任何退路，我军也想给他们一个痛快，于是在四次爆破之后，我军从缺口涌入大楼，将这些所剩无几的笼中之鸟悉数歼灭。

这场梅河口战斗整整持续了五天四夜，可谓是一场艰难的攻坚战，而在此次战斗中，我军与184师也并非是第一次交手，在很早之前就有了渊源。

正因如此，在战斗之初，当得知此次我军的对手是国民党184师之后，林彪更是直接吩咐：对此地之敌军，凡经过战斗打响者，即坚决歼灭之，勿中途接受其起义。

这也就意味着，面对国军184师，我军只允许将其歼灭，概不接受起义投诚，这显然有悖于我军的一贯做法。

究竟林彪为何要下这样的指示？

起义投诚后的叛变

184师组建于1937年，由“云南王”龙云手下的两个旅合编而成，隶属于滇军，先后参加过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大型战役，实力不容小觑。

苏联顾问在检阅184师的时候，曾经赞扬道：像这样装备和素质优良的师，如果中国能来三十个，也就能抗击日本了。

而就是这样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日后在国民党中却并不受重视。

1946年，蒋介石悍然向东北解放区发起了进攻，一时间，位于四平的民主联军陷入了被动，四平正是长春的要塞，此地一旦失守，整个长春被攻下也就指日可待。

无奈之下，毛主席不得不考虑放弃长春，并且向蒋介石提出，以长春双方不驻兵或有条件让出长春，以此来换取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其他地区的地位。

对此，蒋介石断然拒绝，东北作为当时的重工业基地，单单是拿下长春，并不能满足蒋介石的狼子野心，吞下整个东北才符合他的作风。

于是，蒋介石增派了新6军，集中主要力量，采取了正面进攻和迂回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对四平发起了总进攻。

这场战斗足足持续了一个月，驻守在四平的我军伤亡惨重，战士们身心疲惫，已经无心再战，万分危急时刻，林彪果断做出决定，组织部队分批次撤出四平。

而就在国民党势如破竹，气势正盛的时候，一场起义大大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

1946年5月30日，滇军184师在海城举行了起义，这天，正值蒋介石亲临沈阳督战，准备向东北解放区大举进攻，不料，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竟然后院起火了。

当蒋介石得知184师起义之后，破口大骂：“娘希匹，要走就早走些嘛，偏偏在这个时候拆我的台！”

其实，184师最终选择起义，完全是蒋介石咎由自取，管教无方。

作为征战多年，战绩显著的184师，因为是滇军出身，在国民党内部可谓是受尽了排挤，而作为该部队的将领，潘朔端更是全程目睹了国民党内部派别林立，互相排挤、倾轧的混乱局面。

1925年，潘朔瑞考入了黄埔军校，两年之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并随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

但没想到的是，随后不久，潘朔瑞就因为言行过激被清洗，自此之后，他便和一众黄埔老乡流落上海滩，靠着给别人当司机为生。

就在这时，云南王“龙云”开始大刀阔斧改造滇军，为此，他找到了落魄的潘朔瑞一行人，请他们加入了滇军。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潘朔端随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并光荣负伤，而在武汉养伤期间，潘朔端认识到了同住一个病房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党员苏石泉。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潘朔端对共产党的政策以及主张等等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伤好之后，潘朔端就回到了昆明。

当时，潘朔端的一个侄子恰好负责扣押“禁书”，而潘朔端正好借此渠道，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45年，龙云被蒋介石逼下台，随后，群龙无首的滇军8个师被缩编为第60军和第93军两个军6个师，而潘朔端也在这时调任第60军184师师长。

1946年4月，184师奉命前往东北内战前线，担任了驻守海城的任务，但纵然如此，蒋介石对于滇军184师并不放心，派遣了两名少将参军带领着一支“谍报组”常驻184师。

蒋介石这是明目张胆地对184师进行监视，对此，不仅仅是潘朔端，所有184师的战士都心有不满。

再加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为深受重视，平日里更是为所欲为，经常做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也就引起了滇军士兵们的强烈反感。

久而久之，潘朔端也就开始有了想法。

潘朔端的参谋长马逸飞早年间曾加入过共产党，后因为组织遭受破坏，马逸飞与党组织也就失去了联系，随后在机缘巧合之下，他才成为了滇军一员。

也正是基于马逸飞对于共产党有着一定的了解，于是在发现潘朔端对共产党有所向往之后，他便建议后者收听延安的广播。

于是，在184师驻扎东北期间，潘朔端每日都会派副官收听并记录延安广播的相关内容，并将其整理成册，送给滇军中的主要将领们阅读，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成为了他们的每日必做功课。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向四平发动猛烈进攻，为配合北满民主联军作战，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发起了“鞍海战役”。

在民主联军的围困下，国民党守军第551团除了少数人逃脱之外，其余全部被歼灭。与此同时，184师也正在密切地关注着“鞍海战役”的进展。

在得知全军覆没之后，184师的各个长官心如死灰，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551团的3位士兵被送了回来，与此同时，他们还一并带来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写给潘朔端的亲笔信。

信中，林彪诚恳地希望潘朔端可以率领部队及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共同反对内战，而这也将会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见状，潘朔端的内心很是复杂，早在两天之前，鞍山战役打响的时候，潘朔端就电告了长官部，请求派遣部队立刻增援。

然而，潘朔端左等右等，却只等来了“战至最后一人一枪”的命令，蒋介石之所以会这样做，明摆着就是要弃184师于不顾。

鞍山一旦失守，海城势必会被孤立，沈阳内部又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届时，就只能将沈阳拱手相让，这个道理，蒋介石不可能不懂。

但他始终不愿派兵增援，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大局观完全是建立在了远近亲疏上。

身陷鞍山战役的国民党182师是184师的兄弟部队，潘朔端自然没办法袖手旁观，于是便收拢部队，兵分两路向鞍山移动，试图营救182师。

然而，就在184师刚刚抵达鞍北大沙河一线的时候，就受到了民主联军的狙击，无奈只能停止前进。

与此同时，民主联军也改变了作战策略，在围歼鞍山守敌的同时，更是派出了一部分队伍去往了海城。

5月29日，在民主联军的节节攻势下，玉皇山告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沉默了许久的潘朔端将副师长拉到了一边，悄悄地说道：“这个仗是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我们得就此起义，投靠共产党”。

此时起义已经成为了184师的最佳选择，杜聿明早就下达了“死守待援”的命令，而184师等待的从辽阳出发的援军四个团，在抵达之后需要先攻取鞍山。

即便战况顺利，等他们来到玉皇山的时候，已经是三天之后了，困守在城内的184师哪熬得过三天？别说是三天，一旦玉皇山被攻克，海城失守也就大概只需要一天不到的时间。

杜聿明让184师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但早就怨声载道的士兵们又怎么甘愿？然而，倘若弃城而逃，那就是违背军令，即便活了下来，也要受到惩治。

因此，184师进退两难。

反复思量之后，潘朔端最终决定“不打了，走起义的路”，与其选择留在国民党中受尽欺负，不如趁机投奔共产党。

而在潘朔端的带领下，整个184师552团全部起义，潘朔端的这一举动可谓是平地一声雷，狠狠给了国民党一巴掌。

潘朔端在起义之后的第一时间，便命令550团的杨朝伦放下武器，与此同时，杜聿明在得知潘朔端叛变之后，也联系了杨朝伦，要求其固守原地，等待救援。

杨朝伦和潘朔端不同，在滇军不断被边缘化的同时，杨朝伦却对“中央军”心生向往，想借机拉近与他们的关系。

于是，杨朝伦便听话地选择了原地不动，然而，还没等来杜聿明的援军，550团就被民主联军一窝端了。

按理来说，杨朝伦这属于是被捕，但鉴于他身份的特殊性，在如何处置他的问题上，共产党参考了潘朔端等人的意见。

潘朔端认为同属于184师的杨朝伦可以留用，于是，杨朝伦这才摆脱了俘虏的身份，随同起义军得到了改编，担任了民主同盟军第一军184师的副师长。

然而，也正是这次任命，为之后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因为潘朔端对于共产党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起义之后对于我党的态度也是较为坚决，但是184师中的其他官兵并不这么认为。

即便是接受了思想改造，但一部分人仍然觉得共产党靠不住，出现了严重的抵触情绪，在这之中，自然也包括杨朝伦。

杨朝伦始终惦记着杜聿明许诺给他的师长的职位，想要回到国民党中，为此，杨朝伦开始在起义军内部大肆笼络有异心的军官。

并且在民主联军北撤的时候，杨朝伦见时机成熟，随即便率领一批反动军官进行了“叛变”。

多次重建，难缠的国军184师

在重归国民党队伍之后，杜聿明也算是说话算话，重组184师，并任命杨朝伦担任了少将师长，于是，自以为得到重用的杨朝伦对国民党也就更加的言听计从。

正所谓是冤家路窄，仅仅一年后，杨朝伦的184师就再次在梅河口被包围，他自己也清楚，共产党不会给他第二次机会。

于是，在梅河口战斗中，杨朝伦殊死抵抗，果不其然，林彪下达了全歼184师的命令，概不接受起义。

在此次战役中，国军184师也是再次被我军全歼。但蒋介石偏偏不信这个邪，在此之后，对184师又进行了重组。

梅河口战役之后，蒋介石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独立第3师的第2团为主要力量，收容了从梅河口逃出的杨朝伦一行人，再次重建了184师。

而杨朝伦也终于是如愿以偿地担任了184师的师长，然而，好景不长，在随后的锦州攻坚战中，184师再次难逃被全歼的命运，但唯独这杨朝伦像是一个泥鳅一样，次次都成功脱身。

杨朝伦一路南逃来到了天津，他率领184师残部在1948年11月被编入了天津警卫队，之后随着杨朝伦的活跃，最终居然又恢复了184师的番号。

不仅如此，杨朝伦更是到处拉拢人才，等到了1948年底的时候，184师就已经足足有7000余人。

但此时，无论184师的兵员多充足，在接下来的天津战役中，与所有驻守在天津的国民党军队一样，只能缴械投降。

而这次，杨朝伦这只泥鳅也终于被捕，但当时出于怀柔滇军军官的政策，我军对杨朝伦仍旧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也就给了他逃跑的机会。

但杨朝伦可谓是彻头彻尾的冥顽不灵，在逃回云南之后，他竟四处拉帮结派当起了土匪，此时云南已经解放，正在进行浩浩荡荡的“镇反”运动。

在这种形势下，再次撞上枪口的杨朝伦自然成了惩治对象，最终被执行了枪决。

前前后后，国军184师一共重建了3次，次次都难逃被歼灭的下场，而即便是184师有着九条命，也都无济于事，所有的从头再来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垂死挣扎罢了。

而在这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的杨朝伦更是如此，自始至终都毫无悔过之意，多次选择站在了我军的对立面。

因此，在面对这样一个茅坑中的臭石头时，我军自然不允许历史重演，而是坚定地要将其“歼灭”。

我党历来以人为本，允许人们改过自新，但总有人将这视为是纵容，在我党的底线上反复横跳。杨朝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他的下场，也足以给试图投机取巧之人警醒，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